《神跡》及其它

 《神跡》及其它

太皮

我最新的短篇小說集《神跡》出版了。循例也得說幾句廢話，不是黃婆賣瓜，只是黃某自吹。

先說說自己出書的夢想吧。大學剛畢業時，我曾在筆記本上寫下幾項要達成的短期目標，大部分不切實際，包括要讀哪方面的書，研究哪範疇的知識，結果大多沒法達成，生活比起想像的不容易，很多人努力賺錢，很多人積極生活，而我不但沒讀好書，也賺不了錢。我當時定下的還有出書計劃，包括出版詩集和長篇小說《草之狗》。詩和《草之狗》都是現成的，我那時根本想不到還有甚麼本事出別的書。

一直以為自己第一本書會是詩集，皆因我整個少年期的文學創作以詩歌為主，詩歌容許青澀，也許這就是我認為出版詩集比較有把握的原因吧，儘管拙作並未得到過任何讚譽。我也以為自己會修改好《草之狗》，正如減肥一樣，下不了決心是很難成事的。最後我還是趕得及達成在三十歲前出書的目標，不是詩集，不是《草之狗》，而是《愛比死更冷》，第一屆澳門中篇小說徵稿的獲獎作品。

之後，我的作品又接連入選第二屆、第三屆的澳門中篇小說徵稿活動，出版了《綠氈上的囚徒》和《懦弱》。能夠出版這些書，我誠惶誠恐，戰戰兢兢，當中到底有多少幸運？有多少不確定因素？其實，這些書只是獎品，只是一項活動的成果；其實，只要評判的分數鬆動一點或是嚴格一點，結果就將改寫。嚴苛的說，我還未正正式式出版過一本書。

今次，《神跡》的出版，終於不是憑藉獲獎的“帶契”出書了。也許，這才算得上我真正的第一本書吧？──即使借助了“澳門文學叢書”的東風才成事。

之前沒好好統計過自己短篇小說的篇數和字數，我本意是將《愛比死更冷》和《綠氈上的囚徒》拿去出版的。這些年來默默地寫，原來不知不覺間短篇小說已夠出一本書，還未收入我寫了近十篇的神怪童話“木屋系列”。說不上嘔心瀝血，只是每篇短篇都是我成長的記憶。對珍視記憶的我來說，寫作能力是上天給予的大禮物，是卑微人生的大慰安。

《神跡》一書，收錄了我二十五篇短篇小說。書名來自二零零七年一月發表的同名作品，那是我幾乎中斷文學創作三年後的第一篇發表小說，透過漁民生活、賭博、社會變遷和杜撰的神魚傳說，企圖對當時的環境作出思考。自己意欲傳達的多，惟眼高手低，讀者接收的未必如我所願。

澳門一直以來被認為是“蓮花寶地”，很多奇妙的事情在這個彈丸之地發生。無論是好的、壞的，美麗的、腐壞的，高尚的、低劣的，快樂的、哀傷的，都是“神跡”，都是各種偶然因素結合而成的產物，都是超自然的、泛神論的，這一切難以解釋，只能紀錄。我用小說家的心思，將當時對澳門急遽發展的感受轉化成象徵性的情節，定題目為〈神跡〉。

〈神跡〉也許不是書中最優秀的作品，卻見證了我在文學路上重新振作，記錄了我對澳門發展的感受。書中其它小說也描寫了我見到過的澳門的“神跡”，記載了卑微的、沉默的、努力向上的、被命運摧毁的，還有在風雨中飄搖的澳門人的命運。正因如此，我將這 “第一本書”、這本短篇小說集命名為《神跡》。《神跡》，就是澳門小人物的生活記錄。

書中每篇小說自然都是我心血結晶，〈搖搖王〉〈荷官歐陽家明〉〈殺謎〉〈環姐〉及〈飛走的泳棚〉等作品更令我感到創作有所進步，其它作品也具可讀性。如果要我選一篇必讀作品，我會選擇〈飛走的泳棚〉，這篇作品充滿愛與純樸，閱讀起來也十分舒服。

除獲獎作品外，《神跡》的小說幾乎都首發於澳門刊物，大多發表在澳門日報“小說版”──包括以前每日半版的和現在每周一期的。部分作品發表在《澳門筆匯》，也有發表在《華僑報》，只有一篇〈荷官歐陽家明〉首發於內地刊物。要是沒有這些園地和舞台，我的小說根本難以發表，我能夠不停創作，不停出版，不停地沉浸於文學創作的美夢中，與本地文學前輩和文學同志的努力耕耘密不可分，對此我十分感恩。

記憶能夠找到落腳點，這比世上大多數人都幸運。期待我下一本短篇小說集。

（二零一五年七月）

（註：應該十年內都不會再有小說集。2022.03.30）

蠔鏡澳多產番狗

 蠔鏡澳多產番狗

太皮

　　自從搬往新居後，這個多月來，不少工作天我都爭取中午時間跑回“老家”，當中一個目的，就是要從那二十多年來收集的過千本書籍中，取經典、新淨、齊套及未曾閱讀的書籍往新居中“擺放”，過程中，除了將一箱箱書籍搬上搬落，選好後還得趕緊清潔，裝滿一背包一環保袋，像水貨客一樣帶回新居去。

　　前些天，我翻找了屈大均的《廣東新語》出來。這本《廣東新語》是我初中時在草堆街萬有書店購得的，當年好像說書店快關門大吉了，有作者在報章專欄發了一番感嘆，提到書店曾印製出版《廣東新語》一事。我才知道學校附近有如此一家書店，跑去一看，果然發現大開本的《廣東新語》，剩下幾本，狀況都不太好，我揀了一本較可接受的，花二十元向看店的老婆婆買下。書店後來好像還撐了一段長時間。

　　我未通讀《廣東新書》全書，只是在放進箱子前，多年來經常翻閱選讀一些條目，封面封底也因而被我翻破了，然而年少時水平有限，該書又是原刻本複印，無句讀，讀起來一知半解。這次文物出土，我就專找一些曾看過的重讀一遍，算是給腦裡的描紅本加強墨跡。

　　我翻到“獸語”一卷，內中有“番狗”一條云：“蠔鏡澳多產番狗，矮而小，毛若獅子，可值十餘金，然無他技能。番人顧貴之，其視諸奴囝也，萬不如狗，寢食與俱，甘脆必先飼之；坐與立，番狗惟其所命。故其地有語曰：‘寧為番狗，莫作鬼奴。’”作為愛狗人士，對於此條自然印象深刻，澳門人養寵物狗至少已逾三百載，可謂歷史悠久，當時屈大均少見多怪，現在“寢食與俱，甘脆必先飼之”真是等閒不過了。

　　我在臉書上分享，朋友因問：唐狗那時是否也是處於被吃的狀況呢？雖說《廣東新語》“舉凡廣東文物靡不賅備”（該書出版說明），但我想始終有個“新”字，較平常之事情，屈大均應該不會下筆記載吧？書中也有“狗”或“碩鼠”等條目，描寫的都是新奇事，且也找不到“貓”條。唐狗當時是怎樣子呢？假設其它文獻沒有記載的話，相信就是屈大均有關番狗描述的相反，例如唐狗有技能，主人不會寢食與俱，牠們吃的也該是殘羹剩菜……依照這樣的反面推理，我猜想當時未必流行吃狗肉，否則在描述“番狗”時，屈大均也許會加幾句：“不類唐人，宰狗啖肉，故其肉味難辯，惟必相近矣。”

（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七日）

夢想諸如此類

 

夢想諸如此類

太皮

如果說，基於現實原因和經濟問題，我不能過浪漫詩人般的生活的話，那麼，尚有一些事情可以令自己的生活“另類”一點吧：研究全世界不同類型的辣椒、每到一個城市就吃當地M記的芝士漢堡、嘗遍澳門每間茶餐廳的牛腩麵、中國各個省級行政區都要去一次、走遍廣東各個地級市甚至縣級市……諸如此類，就像玩“開心農場”一樣，難度很小，甚至有點枯燥，靠的是精力和堅持。

我不知道，當初入行做記者，在澳門是否有點另類。要日曬雨淋作息無定，才區區四千元人工，比起當時荷官萬三四的工資，簡直“蚊髀同牛髀”。沒有任何家底的我，做一份收入如此微薄的工作，實在是有點不肖。我堅持下來了，然而，在現實生活中，我的堅持是徹底失敗的，因為到現在我還是一文不名，但作為心靈的遊歷，這些年應該沒有白白度過吧？出差過很多地方，深夜一個人走到陌生城市的街頭，看着自己呵氣成煙，緩緩向着月亮升上去，滿足心底裡那個流浪的願望。

自己多次在網誌上寫，支撐我生活下去的精神支柱是寫作，當生活和工作失意時，當自己不被認同時，只要我一想到自己是一個詩人、一個小說家，我就可以有種自以為是的、與別不同的感覺。因此，就把自己的一切經歷，好的壞的，快活的傷心的，如意的失望的，都當作一種過程，一種收集寫作材料的必要階段吧。

曾經瀏覽過一本書，介紹一個人三十歲之前應要實現些甚麼，其中提到：三十歲之前要去一次流浪。這說法正吻合我的心意，於是我把流浪一事一直記在自己心靈的日程本上，等待實行的一天。可是，由二十多歲一直拖到三十多歲，似水年華已經將心靈的底線磨蝕，而流浪一直只是夢想，沒有機會實現，現在前途一片茫然，相信也實現不了。有時我想，其實所謂的負擔和責任感，是確有其事呢，還是自己逃遁的藉口？反正生命已經蹉跎了一半。

每個人都是不同的生命個體，我們不能將自己的單一標準強加給人，有些人家底好，父母有退休金，你十年八載不工作家人都不會餓死。與此同時，有些家庭養育一個人成才已經不容易，你出來找一份入息穩定的工作，就足以給你劬勞終生的父母稍紓口氣。我對於青年人選擇從事甚麼行業，並沒有道德潔癖，可能因為自己出身草根，親人也有做荷官的緣故吧！我總認為，即使那是一種無意識的行為，但澳門一部分從事賭業這個“千夫所指”的行業的人，確實間接為其他澳門人同樣獲取高收入而付出了一定的人生代價。

有夢想，是太傻太天真？我相信每個人心底裡都有一些事是自己想做的吧？在急速的生活步伐中，不妨停下來想一想，到底自己想要實現甚麼？不實現的話，又會有甚麼遺憾呢？遠處總有一個人在向自己招手，至於背後別人怎麼說，就管他吧！不管橫風橫雨，總有青山一角。

（二零一零年七月《新生代‧編輯在線》）

麻甩浪漫之後樓梯

 

麻甩浪漫之後樓梯

太皮

　　一說到後樓梯這意象，對不起，我竟第一時間想到“性”，不記得那是因為弗洛伊德提過，還是從拱北地攤買到的《解夢全書》看到，爬樓梯代表潛意識裡的性，我估計，男人夢到爬樓梯時，身體某部分會像瑪利奧過關之前跳上一級級樓梯，然後縱身一躍，扯下那支魔王旗一樣。

　　不能否認，後樓梯也給過我浪漫的回憶，但為免老婆看到文章後扭耳仔，我唯有在浪漫前冠上“麻甩”兩字，局限一下文章要抒發的內容。在後樓梯發生的“麻甩浪漫”，最代表性的事情應該是抽煙了。那一年，在賭場操控CCTV，鎮日困在狹室中，盯着數之不盡的畫面，日月無光的四面牆像機關隨時擠壓過來，感到十分抑制，抽煙，犯煙癮，便成為鬆一口氣的好藉口。

　　與同事“借尿遁”，跑到後樓梯，大口抽起煙來，一邊抽煙一邊閒聊，有同事經常提起疑似叫雞唔畀錢的創舉，也有同事訴說自己的遠大志向。那工作並不高尚，同事中卻不乏在外國讀完大學甚至從外國生活回流澳門的人，全世界都有澳門人，竟然聚集在一個小部門。那聲稱受小姐眷顧的同事，不知何時開始，以快熄滅的煙蒂在牆上劃一筆，抽五支煙便劃了五筆，成一“正”字，然後，其他在後樓梯抽煙的同事加入塗鴉行列，慢慢寫了半幅牆“正”字。後來我離開那公司，不知“正”字牆下場如何。

　　在澳門實施禁煙法之前，煙與後樓梯狼狽為奸，我這種靠寫字維生的甲乙丙，犯拖延症或者沒靈感時，就跑到後樓梯抽煙充電。在新口岸一幢商廈裡，我曾在不同樓層替不同傳媒機構工作，相同的是頭腦一旦不靈光，就跑到後樓梯或後樓梯旁的平台去，一根接一根的抽煙，煙頭一地，我看作是自己成長烙印──當然我知道那其實是將我肺部染黑的染料。

　　在我進入現在的公司時，還在舊址上班，禁煙法未生效，我一開始熟落的地方就是後樓梯。但那已是絕唱了，半年後，公司搬遷、禁煙法生效，而我也戒煙了。

　　只是我還捨不得後樓梯，有時用腦傷神了，或者冷氣太凍，跑到後樓梯上落兩三層，舒展筋骨，搔搔肚腩與屁股的癢，也是一大樂事。

（二零一五年五月十一日）

談談《異色童話》

 

（圖：《異色童話》）

談談《異色童話》

太皮

　　繪本音樂劇場《異色童話》集合了我熟悉的作家寂然和鄧曉炯，還有名聲很大的創作人李峻一，雖然我怕失望而不敢有太大期望，卻又是懷着滿心期待的矛盾心情去欣賞這部作品，結果整個演出所呈現的豐富美感和深刻內涵，使我大感滿足。這是一次成功的跨界合作，無論演出本體還是演出所帶出的意義都令人動容。文化創作要發展成產業，本來就不應偏廢，《異色童話》是一個好的示範。

　　《異色童話》由三個故事組成，一個年老的說書人貫穿全劇，這個說書人本來就不是一個大眾刻板印象中慈眉善目的長者，反而有點猥瑣，反映了劇作的“異色”。〈快樂頌〉是反童話式的故事，道出成長的悲涼，成長的過程就是丟棄童真和幻想的過程，要保留真我竟要經歷腥風血雨；〈守夢人〉以荒誕的現代文學手法，反映社會價值觀的矛盾，一方面我們要金子要發展，另一面又希望保留社會的純樸記憶、保留美好舊夢，純樸記憶曾佔據上風，可惜最後人情味敵不過金子；〈獨眼兒〉以較傳統的敘事模式，起到點題作用，道出了社會大眾都不喜歡聽真話，不喜愛那些見解不同的、特立獨行的人，只喜歡盲從，喜歡推卸責任，怨天尤人。三個故事，三種不同演繹手法，組合成一部對現代社會尤其是澳門當下處境深刻反思的作品，表面色彩絢爛，底子卻是驚心動魄。

　　《異色童話》透過別具風格的繪畫、獨特的舞台配置、嫻熟的影像和燈光調度，以及精彩曲詞創作和演繹，總體呈現出美的效果，如果說三個故事的內核表達了深刻的思想性，那麼整體呈現效果的美、和諧及專業，足以令這個不算大規模的創作達到更深遠的影響。創作無疑是本劇的靈魂，但“專業”是這個演出成功的關鍵，沒有求求其其，沒有揸流攤，沒有馬虎，足以贏得每位觀眾的尊重。

　　看《異色童話》，令我由衷感到 “澳門人係得嘅”，不過，現在再談論澳門人得唔得已經過時兼落後，有點自我矮化，澳門人得唔得，已經問了幾十年，我們現在應該着眼於澳門藝術品牌的建立，着眼於本地文創如何殺出一條血路。

（二零一五年六月一日）

失意角色

 

失意角色

太皮

　　我又一次被文藝作品的“失意角色”所觸動。我說的“失意角色”，通常與愛情有關，大抵是那些為對方付出很多，對方不但不領情，還將你付出的一切借花敬佛，毫不留戀地送給其所愛的另一個人。

　　第二十四屆澳門藝術節舞蹈劇場《My Chair 20:13》，由表演者何浩源飾演的“擔椅人”就是此類“失意角色”，他為女主角（由曾可為飾演）搭建了最初的人生舞台，默默地愛着她，然而女主角一心向上爬，由純情到熱情到濫情，經歷人生起起跌跌，卻始終對“擔椅人”不屑一顧。

　　在文學中，最觸動我的“失意角色”是薛寶釵，我以前曾寫過一篇網誌，表達自己對她遭遇的不值：“《紅樓夢》的薛寶釵也是我十分同情的一個人，她愛寶玉，她世故，她不使小心眼，這些在寶玉眼中都不是甚麼美德，反而每日愁眉不展的顰卿卻最得寶玉歡心。然而在我眼裡，薛寶釵有齊一切作為女友及妻子的品德，這麼好的人卻淪為配角。……”大學時在報上連載小說《草之狗》，我還刻意為寶釵翻案。

　　在電影中，我印象最深的“失意角色”就是《鐵達尼號》中Rose的未婚夫Cal了，我不知道他對Rose的愛錯在哪裡，但在世人眼中，他竟成為阻止真愛的元兇。價值連城的海洋之心，成為Rose與Jack愛情見證的海洋之心，本來是他送給Rose的訂情信物。

　　老實說，在愛情生活上，也許我曾失意，但我卻不會成為“擔椅人”、薛寶釵或Cal，我只要一見勢色不對，就會全身而退。我之所以對“失意角色”有同理心，相信與自己成長經歷和生存狀態有關，與自己永遠無法做到數一數二發光發熱有關，“失意角色”往往就是配角，而配角的心態深深地印在我額頭上。做不到主角沒甚麼不好，只是配角無論如何努力，總有人忽視、誤解和質疑，失意更是理所當然。我不羡慕主角，看到“失意角色”時，卻總會有點感懷身世。

　　《My Chair 20:13》沒有一句對白，透過舞蹈、形體、音樂和視角等藝術手段，描寫女性在社會上掙扎求存的故事，椅子是地位、職業、財富、人際關係、家庭、朋友或愛情的象徵，觀者可自行詮釋，由於我對藝術不甚了了，我對故事的理解與導演寫在場刊上的原意大相徑庭。也許這就是藝術引人入勝之處。

（二零一三年五月十三日）

（金漆皮毛）澳定賭博日

 （金漆皮毛）澳定賭博日

太 皮

    系列電影《國定殺戮日》故事發生在未來，講述於每年一個特定時間（三月二十二日晚上七時至翌日早上七時），在美國範圍內所進行的一切罪行包括殺人等，都可免於刑責。這期間不會有警察執勤，醫院也不提供服務，人們無所顧忌，獸性盡現，出現種種駭人聽聞的殺人事件，尋仇和濫殺是小事，還有殺戮旅遊、活人獻祭和出售“獵物”等。此舉釋放了人們內心的暴戾，令美國其餘三百六十四日幾乎沒有罪案發生。

    情緒宜疏不宜堵，包括暴力和賭博等衝動，應透過合適的方法紓解和引導。針對賭博，澳門也有類似“國定殺戮日”的做法，就是每年農曆新正頭初一至初三，公務員和博彩從業員可以到賭場小注怡情，一解或有的賭癮。對平常不能進賭場的公務員來說，這也是趁着普天同慶的日子一開眼界，但給已見慣大場面的博彩從業員三天上陣搏殺的機會（受法律保障），就真是“國定殺戮日”的意味了。

    曾有人指出，澳門人以前之所以對賭免疫，其實不是有甚麼天然抗體，而是高危人群難以參與賭博。這裡的高危人群指高收入人群，包括公務員、莊荷和老師等。公務員是法定不能進賭場的，而賭業以前獨家經營，莊荷也不允許進入自家公司賭錢，至於為人師表者，被學生見到出入賭場絕不妥當。除去這班人，一般打工仔工資不高，想賭也無錢。

    如此一來，過去自然少人賭博。然而，賭權開放後，事實證明部分澳門人對百家樂、骰寶和老虎機毫無招架之力，A賭場員工下班後去B賭場搏殺，有人因債台高築偷籌碼，有人無力償還賭債自殺，衍生社會問題。當局近年陸續優化法律，先是禁止二十一歲以下人士進賭場，後是博彩從業員除新春三天外，下班後對所有賭場也不能越雷池半步。

  公務員和博彩從業員禁足賭場，在情在理，而開禁三天，卻又給予當中躍躍欲試者“發洩”的機會。賭博終究沒有技巧可言，就像油一定浮在水面，在大數法則下，想要贏錢，還得依靠那觸不到摸不着的運氣。

    每當我有外地朋友來澳門賭錢，都希望他們不要贏錢。有句話簡單直接：“輸錢皆因贏錢起。”若首次賭博頭頭碰着黑輸一萬幾千，那人可能一世都不會再碰賭了；若那人“不幸”手風順贏了幾萬元，除非不再踏足賭場，否則一定會連本帶利輸回去。賭場不會以出千等旁門左道來賺錢，靠的是大數法則、雄厚財力和賭客自身的人性弱點。

    學者研究過，每天在賭場平均輸錢的人佔百分之六十，贏錢的佔百分之四十，賭場賺的就是中間那二十個百分點差額。賭場老神在在，也不怕你贏錢走人，只怕你不再來，皆因按照大數法則，賭客終歸還是要輸回去。

    賭癮無法根除，尤其對病態賭徒而言，只能完全遠離賭博環境，才有機會戒斷，稍有控制能力的，或者採用香港已故馬評家董驃所言的法子：“唔賭會病，賭就無命，唯有賭細啲吊住條命。”真個是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

    或云國人有嗜賭基因，我認為這不是基因問題，而是社會經濟問題。一個人若沒有見識過貧窮，大概是不會幻想靠賭博來發財的；生於小康家庭的人從小不缺金錢，也許不會參與任何賭博行為，就算偶爾嘗試，也只視為一種娛樂，得失不掛心。在賭場輸大錢的，不少都是經歷過貧窮的人——當然也有可能是視錢財如糞土的二世祖。

    澳門發展博彩業是天時地利人和的結果，只有在這個保守和守規矩的小地方開賭，才能透過各種手段來將博彩的危害減至最少，但似乎每一個澳門人都承受了賭業發展的社會風險。這展開來有點複雜，我也就不貽笑方家了。

image source: https://medium.com/@WinStars_io/one-of-the-finest-high-stake-gamblers-in-the-world-archie-karas-was-a-gambling-legend-f96ccead0556